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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宏安:风格决定翻译的成败
来源:未知发布时间:2019-08-07 09:53

□文/图 傅小平

以翻译家郭宏安自己的说法,他实际上从事的专业是法语文学研究。尽管研究和翻译,确乎可以是“上帝的归上帝,恺撒的归恺撒”,但他却觉得很有必要把它们拧在一起。在他看来,没有翻译的支撑,所谓研究会有些大而空洞;没见过作品原来的模样,又凭什么认定自己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徒有虚名?

此后,郭宏安就被调到了新华社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,在那里待了不到半年,就被派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文。正是在这期间,他接触到了波德莱尔的作品。“其实,上世纪30年代,波德莱尔就在中国有很大影响。解放后,他就销声匿迹了,除了60年代初在《译文》上露了一面。他的作品被完全否定,说他太颓废,不符合时代的要求。因为我在瑞士学习了波德莱尔,等我考上研究生,从新华社出来,入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。我的毕业论文,就很自然地选了这位诗人作为研究对象。当时,只因为写论文的需要,翻译了部分诗歌。尽管1987年,我翻译的《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》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但直到五年后,我才出版了漓江插图版《恶之花》。”

坐在郭宏安家淡雅的客厅里听他叙说,你能感受到一种安静的力量,他一身书卷气息,面容舒展、儒雅中和、眼神敞亮。简洁平实的话语里,透着一种内敛的激情,却始终是温和的,没有戏剧性的抑扬起伏。在翻译过程中,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司汤达、波德莱尔、加缪,却不曾涉及可能在法国文学史上享有更崇高地位的雨果和萨特。当然,还有米兰·昆德拉。因为在他看来,这位旅居法国的作家身上,有持不同政见者通常会有的那种刻意造作的姿态。事实上, 麒麟城娱乐很可能也是这种不走极端的特性,使得他在文学领域融会贯通、左右逢源。在翻译、研究、写作等方面,他都有自己的造诣。单说在文学翻译领域,他能驾驭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文论等不同体裁,且在不同风格、流派的经典作家间纵横驰骋,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,这在翻译名家林立的法语文学界属凤毛麟角。

如果说,翻译、研究波德莱尔,郭宏安不自觉地扮演了开拓者的角色。此后,他的翻译并没有刻意朝全新的领域进发,而是回过头去重译经典。他并不讳言,自己对之前的译本有所保留。“我不是说前辈或同道的翻译不好,事实上可能挺好,且很少出错。但我总感觉缺少文采。比如,加缪的《局外人》,法语原文简洁而清新,绝无一个废字废句。这并不是说加缪的文字简单,相反是文采斐然。”以此看,体育新闻翻译加缪如果缺了文采,实际上相当于违背了原作的风格,而在郭宏安看来,传达出原作的风格,才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。

正是源于这样的情结,当译林出版社找到他,约他重译时,他考虑了几天就答应了。“我译的《红与黑》只有40万字,比别的译本少了5万字,而且只用了5个月,在别人看来也许觉得我译得太快了,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在心里已经把《红与黑》翻了30年呢。”

体现在郭宏安身上,这并非夸张之语。在他看来,面对翻译首先要有一种敬畏之心。因为有所敬畏,就会觉得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做得不够,这样下笔才会特别慎重,才会对原文力求有更多的理解和把握。“比如董桥,他主张译者要和原作者平起平坐,也有人以为翻译是美化的艺术,译者当然要高于原作者。我认为,译者始终要处于一种低于原作者的状态。不仅低于原作者,有时甚至要低于读者。因为想当然以为自己比读者高明,就难免技痒,用自己的主观臆断去解释原作。而翻译就该尽力做到,原作是什么样,它就是什么样的。”

事实上,重译经典作品,对郭宏安来说,也是实现自己的夙愿。翻译《红与黑》的经历便是如此。“我在中学时就读过,当时以为这是本励志小说。从大学二年级开始,我试着从原文接触文学作品。后来,赶上批判个人主义和个人奋斗,《红与黑》首当其冲。当时,学校还开过这本书的座谈会,我在发言中表达了‘于连是值得同情的’的想法。这件事对我带来了很大影响。以至于在十年后,在北京图书馆碰到一位北大英语专业的同学,他就对我说:‘你不就是那个说于连是值得同情的郭宏安吗?’”

一如他温文尔雅的性情,郭宏安走上翻译道路,未曾立下什么宏愿,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事。他从小就喜欢文学,尤其喜欢法国文学,喜欢读司汤达、巴尔扎克、雨果、莫泊桑等大家的作品。高中毕业考大学时,报了北京大学,之所以没有报考中文系,只是因为幼稚地以为,母语是汉语,没有必要再到大学里去专门学习。大学毕业后,他在部队待了整整八年,法文用不上,更不用说文学了。因为能写,工作能力也不错。当时,部队领导曾向他许愿,一旦部队外事工作正常运转,就让他去驻外使馆工作。“但这些都不是我要走的路,我不愿意放弃我的文学理想。于是就申请转业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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